《蒙树宏文集》出版座谈会-欢迎访问东陆书院

参加座谈会的有：蒙树宏先生，“东陆书院文丛”顾问、东陆书院导师张文勋先生，“东陆书院文丛”编委会主任、东陆书院理事长管乔中先生，中文系老教授、青年教师及部分学生、出版社责任编辑三十余人。与会者对《蒙树宏文集》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对蒙先生一生执着的学术精神、踏实的学术作风、严谨的学术态度表示由衷的敬佩。

会议由东陆书院和文学院共同举办，书院施惟达院长、文学院李森院长主持。

《蒙树宏文集》序一

施惟达

走在今日的云南大学东陆园，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仍几乎每天到图书馆翻阅报刊查找资料的，绝无仅有，而这正是蒙树宏先生数十年来保持不变的习惯。

蒙树宏先生是中文系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从未懈怠，其坚守精神与累累成果，为后辈学人所感佩。蒙先生待人谦和平易，不管对方身份是什么，称呼常用“同志”，哪怕是对自己教过的学生也不例外。先生说话，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因为怕人听不懂，总是慢声细语，温文尔雅。对中国现代文学及云南文学界那些过往的历史，先生清清楚楚，烂熟于心，遇到有谁向他请教，热情而坦诚，倾其所知相告。学界称蒙先生“心志淡泊，性情宁静，甘守寂寞，不汲汲于名利，故能沉潜学术，探颐致远；治学严正平实，一丝不苟”陈友康：《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

观蒙先生的一生，历尽沧桑，其经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尽管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遭遇坎坎坷坷，但先生始终坚守着一个向学的信念，以书为友，以笔为友，故终成大器。

20世纪2０年代末期，蒙先生出生在广西藤县山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家中虽有一些田地，但要供四个子女读书，经济并不宽裕。父亲曾毕业于梧州一所桑蚕技术学校，本想以此创一份新的家业，但逢战乱，桑蚕市场不景气，家庭仍是以务农为主要生计。蒙先生的家庭和旧时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不论贫富，皆奉读书为人生的出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正是教育子弟的格言。蒙先生自然也从小小年纪开始就被送进学堂，而蒙先生自小也认定了读书一条道，学习很是用功。

中国传统的乡村教育，是从进私塾念《三字经》《千字文》开始。这些课文，蒙先生到现在也还能背诵。受此熏陶，蒙先生的文史类功课比较好，作文常得老师的表扬，但新学的数理、英语类功课则比较差。甚至在小学毕业考试时因算术成绩不及格而未能拿到毕业证书，在初、高中阶段也因此留过级。虽屡屡受挫，蒙先生却从未放弃过读书的念头，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用蒙先生自己的话讲就是“如愿过关”了。从初中起，蒙先生就开始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到高三时，有一篇标题叫《冬》的散文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冬”是个隐喻，这篇写于1948年初的散文以冬天的严寒来象征时局的困顿，并表达自己忍受、锻炼的决心。思绪开阔，意味平实，文风简练，已显示出蒙先生写作的基本风格。高中毕业考大学，曾多处报名，但都因数学分为零而落榜，所幸最后考广西大学时做对一道平面几何题得了２５分，取得基本资格，于是凭语文的高分而被录取。以今天的标准，蒙先生这种情况要进入大学基本没有什么希望。当然不要说大学，如此之严重偏科，就是中小学恐怕都难以进入。但那时，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不乏名人，都是数理成绩很差。这大约也是西学东渐之初，现代的科学知识并不普及的缘故。

蒙先生在广西大学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期间仍不辍写作，在《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如《雁山风景线》《雁山解放前后》等。这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板荡，民不聊生。学校搬来搬去，课程时断时续，一切都处于动乱之中。这些作品，有直接反映现实的，也有通过摹景而渲染出时代氛围和时代情绪的。由景触思，仍是蒙先生一贯的风格。

终于到解放。从北京传来消息，清华、北大要招收插班生，在外地的学生都可去报考。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机会，蒙先生很振奋，毫不犹豫地与同学结伴，离开故乡，从桂林一路辗转到北京。到北京后听说北京大学招生人数少，清华大学招生人数多，想到自己基础不好，就报考了清华，但是心中并没有把握。为了多一条出路，又报考了河北省办的短期中学教师培训班。很快就被培训班录取了，遂即往天津参加为期两周的培训，紧接着就被分往邯郸的学校任教。恰好这时大学放榜。与传言不同，清华大学只录取了两名，北京大学录取了１０多名。蒙先生则很幸运地被清华大学录取，于是跟培训班领导说明情况，插班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时任系主任正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李广田。在清华期间，蒙先生认识了一大批名师，如吕叔湘、吴组缃、朱德熙、余冠英、王瑶等。蒙先生喜欢现代文学，对王瑶先生的课尤其感兴趣。但蒙先生是广西人，普通话说得不好，王瑶先生是山西平遥人，也有浓重的地方口音，王瑶先生讲课蒙先生不太听得懂。但王瑶先生开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３０多本参考书，蒙先生认真阅读，认真做读书笔记，按时完成王瑶先生的作业。王瑶先生对蒙先生踏实的学风十分欣赏，而蒙先生也从这种学习方法中获益匪浅，由此结下了以后数十年深厚的师生情谊。做学问从踏踏实实地读书开始，这是蒙先生从此练就的基本治学方法，此后做了老师，也就千方百计地把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就是在清华，蒙先生接受了较为正规的学术训练和醇正的学养熏陶，结合自己的兴趣，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向。这段时间，蒙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文学短评，在《天津日报》《新民报日刊》上发表了几首诗，在学校中小得文名。一次作家丁玲来校讲演后，指名要看蒙先生所作的听讲笔记。就在蒙先生开始准备作关于鲁迅研究的毕业论文时，赶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蒙先生与学校高年级的大部分同学一起停课参加了“土改”。半年之后“土改”结束，也就算大学毕业了。此时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文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蒙先生遂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吴组缃、杨晦两位先生。不到一年，李广田被高教部派往云南大学做校长。李广田到任后，在当时厚今薄古的思想指导下，要加强云南大学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力量，就通过高教部到北京大学调学风踏实的蒙先生。其实蒙先生并不想来云南，那时中国作家协会的沙汀也需要人，并已经看中了蒙先生，不过被李广田校长抢先了一步。如果蒙先生留在北京，或许又会有另一番作为，人的命运往往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到了云南大学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蒙先生接手了当时任系主任的刘尧民先生所开设的“鲁迅研究”课程，同时也结合自己的专业和条件，进行云南现代文学，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研究。蒙先生告诉我，这时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集中于阅读老旧的书籍、刊物、报纸及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卷宗，写下不少笔记，编录了大量卡片。在几年时间里，仅关于鲁迅研究的卡片就达64公斤之重，还有云南现代文学的卡片也近2公斤。虽然中间也有政治运动的干扰，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教学科研活动都陷入停顿甚至是倒退，但只要条件允许，蒙先生从不放弃读书机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社会环境宽松了，蒙先生这类书生型知识分子，迎来真正能静下心来读书、教书、做学问的黄金时代。蒙先生积十年之功，编成30万字的《鲁迅年谱稿》。这部鲁迅最简约而丰富的年谱，以史料的翔实及考证的功力享誉学界，使蒙先生成为鲁迅研究领域自树一帜的名家。该著作用确凿的史料澄清了一些多年众说纷纭的史实，如鲁迅留学日本究竟是谁派送的，在日本到底学的什么科等，蒙先生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王瑶先生赞之为“现代文学、鲁迅研究的新收获”。此外，蒙先生发表了《谈鲁迅研究的史料学》等数篇论文，从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开启了“鲁迅研究史料学”。

蒙先生的《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也是经营多年、厚积薄发的一部独具特色的著作。抗战时期，许多高等院校及中央研究院等文化机构南迁云南，大批文化名人、文学艺术家、文艺青年云集昆明，形成一股强劲力量，与云南本土的文化人一起，掀起云南历史上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高潮。昆明也与桂林、重庆鼎足成为全国三大文化中心。云南抗战时期的文学史，是全国抗战时期文学史的重要构成。但由于战争期间条件艰苦，史料保存不易，加之时代变换，记忆远去，人异言殊，面貌已很模糊了。由于对象复杂及资料收集的困难，一般研究者不太愿意涉足这一领域。一直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蒙先生却以之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一头钻进去，在省、校图书馆、档案馆翻阅大量的旧报、旧刊、旧书和各种文献档案，同时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及石屏、大理、腾冲等地查阅旧藏，如此六七年，积下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近２０万字的著作。《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首次使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在云南的情况有一个整体和清晰的呈现，诸多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却已被时间淡忘的人物重新为人们所知晓。在评价这一历史阶段上的事件和人物时，蒙先生依据事实，不囿成见，力求客观公允，绝不作臆想推测。

文如其人。谦和、谨慎、朴实、笔无妄语、要言不烦，是蒙先生做研究和写文章的风格，也是蒙先生为人处世事的风格。蒙先生晚年的文章，不论是学术性的还是艺文性的，这个特点愈加鲜明。因为其文风朴实、情真意切，蒙先生的一些散文得到很高的评价和荣誉。借用古诗两句，正是：“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

蒙先生是一个踏实的人，踏实做事，踏实做学问，踏实做人。蒙先生反复跟我讲，自己其实基础很差，就是以勤补拙，也没有做出什么大学问，只是做一些具体细致别人不愿花工夫去做的工作，并坦言，学界对他的有些评价过高了。蒙先生擅长于史料的检索收集，一丝不苟，包括自己与同行中人往来的文书信件都用心保存，哪怕一个便笺，也要留底。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话，如果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一定要征得说话人的认可。蒙先生记忆力极强，过去的人和事，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我曾打算请蒙先生写回忆录，为后人留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但蒙先生对历次运动的经历，尤其是“文革”中的旧事不愿提起，大约这其中涉及许多痛苦及不愉快的回忆，蒙先生希望把它都忘却掉。

蒙先生的晚年生活是平静的，但思考与工作并未停止，还不断地有新作问世，或大或小，都是真心所感，悉心所为。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预防老年痴呆，其实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文集中所收录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二十多年的“退休”生活的成果。蒙先生笔耕七十余春秋，尚无停息之意。蒙先生说：“从‘春花编’开始，到‘秋实编’的《晚年抒情》为止，前后之时间距离正好为七十年。把这本小书命名为《七十年集》，既可以和拙作《五十四年集》相呼应，又可以引发漫漫长途的心怀，从而萌生出要谦虚、要努力、不能偷懒地停下前进脚步的决心。”见《蒙树宏文集》后记。

我的学友管君乔中，20世纪８０年代初师从蒙先生治鲁迅研究。毕业后进入商场打拼，十数年后成就一番事业。乔中君从未忘情学术，时时感念师恩，在商言文，不断捐资助学、兴办文化。一年前，乔中君希望以“文集”形式，把自己导师一生的辛勤成果做个总结，以慰藉前贤，泽被后学。蒙先生以年近米寿之高龄，花了近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六卷近两百万字的繁大工程，实属不易。承蒙先生允其《文集》进入“东陆书院文丛”，使书院文丛不断丰富壮大，亦为一大幸事也！

《文集》既成，蒙先生邀我作序，惶恐中写下以上一篇东西，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不知妥否？

2016年春于东陆书院

《蒙树宏文集》序二

彦山

蒙树宏先生的文集即将付梓，嘱我写序，实在是荣幸的事。我愧为先生的学生，对先生的学问仅及皮毛，对先生之学术专攻又没真正继承。欣慰者，先生的人品道德我感受颇深，铭记在心。三十多年来，一直引为自勉未敢放松，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坚持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当年先生授教，要求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生第一学年的每日必须在图书馆翻阅清末民初至1949年以前所有的文学杂志，每一本每一期都不能缺漏。他说：第一手资料最重要，要不厌其烦认真细读，认真消化。对于某些史料和问题的新发现或了解，须质疑、考证，不应轻易下结论。若有所得，更要如履薄冰，要有旁证、佐证，才能说服别人，说服自己。这样，才能掌握“史识”。蒙先生认为鲁迅研究者注重史识，更应该有“史德”。任何生造捏造，任何为迎合“政治”需求和媚俗从众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臆想”和“历史”，都是最不可取之事。

云大中文系三年学习期间，我写了《鲁迅和他的影子——读〈孤独者〉》《鲁迅美学意识刍议》（赵仲牧老师指导）、《鲁迅的怀疑精神与证伪的逻辑思想》三篇作业；完成毕业论文《鲁迅与胡适》（蒙先生与全振寰老师共同指导）。每一篇蒙先生都认真严肃地进行学术把关，特别重视论点确立的依据与论证过程的逻辑辨析。另外，对所有引用资料的出处，他都一直提醒要做到完整准确。甚至个别标点符号他都亲自改错。

先生一直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先生的文字，一向朴实无华，就像他一向的为人：淡泊、宁静、严谨、平实。子曰：“辞达而已矣。”

蒙先生文集中最重要的大作当推《鲁迅年谱稿》，中国学界公认此为鲁迅研究翔实严谨的史料力作。当年王瑶先生高度肯定自己高足这一贡献，称他是“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鲁学曾经是中国现代学界的“显学”，更因为政治原因被严重扭曲而畸形繁荣。现在政治浪花泡沫散失，学术清流值得溯源回流。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也是剖析国民性的深刻思想家。很多鲁学研究者过去的“成果”现在都成了“昔日黄花”。但鲁迅仍是讨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现象的“基本起点”（张直心语）；蒙先生的鲁迅史实研究成果将长期奠定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

《蒙树宏文集》出版是值得庆贺的事，相信学术界同人、云南大学的师生和其他读者，可透过作者朴实、严谨、简约的文字，感受从清华北大到云南大学良好的学风，领会蒙先生纯正的学术品格。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先生文集顺利付梓，很感谢云大诸君。除本文集外，施惟达君主持的云大东陆书院，以文丛方式陆续出版云南大学诸名师学者与云南乡贤的专著和文集。谨此，允许我代表蒙先生及其众弟子对云大出版社和东陆书院诸工作人员表示敬意和谢意。

2016年春于香港愉景湾

谈谈这六卷书（代后记）

我于我于1953年11月4日离开母校，奉调由北京往昆明云南大学任教；在路上乘车17天，于20日到达。退休证上写明：1953年11月开始“参加革命工作”；1990年3月20日办理退休手续。按虚岁计算，在云大任教共38年。我不是专职的科研工作者，但因为教学工作（已指定开始准备和将讲授的课程）的关系，在鲁迅研究和云南现代文学这两个方面，集中精力阅读老、旧的书、刊、报和往档案馆翻检档案卷宗，写下了不少笔记和编录了大量的卡片。（笔记不算，单以卡片来说，有关鲁迅的卡片，重达64千克；有关云南现代文学方面的卡片，也有15千克）。此外，也尽力写下了几门课的讲稿和或长或短的论文、札记等。积十年岁月的努力，编了近三十万字的《鲁迅年谱稿》，于1988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从1987年开始，则把精力改投入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的研究，于1998年4月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之前，还编写出七万余字的《云南现代文学大事记》，由《楚雄师专学报》于1992年至1993年分五期连载。

退休以后，放下了教学任务的重担子，时间上比较宽松。师生相见，老同事、老同学会面，不时会以有什么新打算相询、相勉：说可以把心中的想法和手头的资料整理成文，公之于众；可以把已刊发的成果加以增删，使之更上一层楼，以穷千里目，但因为主客观方面还有些条件限制，只能随口漫然答应，实际上则迟迟按兵未动。

2014年12月18日，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和相熟者来访，又旧话重提，并答应为铺展文稿，为放置有关的书、刊、报和笔记等提供较广阔的空间，以解决家中条件较为逼仄、狭小的困难。2015年1月5日，中文系来电话，询问此事的情况、进度。于是，只好勉为其难，仓促上马。

在和友人讨论之后，初步确定了几本书的构思框架，书内的层次以及编、章、节的分布和若干注意事项，并由我负责在文稿汇总成书以后撰写后记。

关于这一工作，从2015年1月5日正式开始，到2015年10月18日，文稿全部集中，六本书的电子文本均已审读、校正完毕；经过九个月又十三天的奋斗，才算完成了这一大阶段的工作。以后，就开始思虑写后记的事了。

我过去出版过几本小书，都分别附有后记，均为每本只附一篇短文。现在要为新编的六本书写一篇总的后记，如篇幅太短就容纳不下那么多的内容，因而感到有困难。曾和友人谈及韩愈的《师说》，说韩强调为师者有传道、授业、解惑这三个方面的任务。友人立刻接话，说在后记中，可以分别介绍这些书的情况，并按《师说》所提及的三个要素对书中的有关内容等加以论述不就可以了吗？这样，大概就不会再感到头绪纷繁，不会再有难于下手的感觉了吧？

我深受启发，乃依样画葫芦，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动起笔来。

我这次所编的书稿，一共六册，规格似有些接近选集、文存、全集、文集之类。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必靠拢，不必类比为好——就一本一本地谈谈这六册书有关情况即可。

第一卷《鲁迅年谱稿》。这书已印过两次：一次于1988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次则是对1988年8月的印本有所补充、修订，书名则改为《鲁迅年谱稿（修订本）及其他》，于2008年4月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和第一次印本相比，增加了第二部分《现代文学谈丛》和第三部分《雪泥鸿爪小集》；另有辑注稿《郭沫若、沈从文佚信六封》作为附录。这次为第三次印刷，把原收入《鲁迅史实研究》中的《〈鲁迅全集·日记〉校读小记》一文抽出，移为第三次印刷本的“附录”，因为“校读小记”的有关内容似有助于一些研究者改正认识上的讹误，它和修订本《鲁迅年谱稿》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按：第三次印刷本的名字，保留“修订本”三字，但因为第二、三两部分已抽出，“及其他”三字也就删去了。）

第二卷《学鲁文存》。它以《鲁迅史实研究》和《鲁迅论丛》两本小册子为基础编成，但增加了札记三则（《〈求乞者〉的“夹衣”》等）和或长或短的文稿十二题（《读“我以我血荐轩辕”》《读〈野草〉随笔》《学鲁文存·校读附记》等）。

第三卷《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这本书也印过两次：一次于1998年4月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另一次于2013年8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云南文库”本，在内容上增加了作者简介、总序、学术年表。这次为第三次印刷，当中的作者简介、总序、学术年表已抽去；而附录的“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大事记”则以拙作《浅耕集》中的“云南现代文学大事记”更换，这样，抗战时期的文学就和前后的文学发展的“承先”“启后”的线索有必要的联系。而删去作者简介、学术年表等，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和《六人集》当中的内容有较多的重复。

附记：在这次重编时，发现第二章诗歌之所收，对诗人、作品的评介有所遗漏，因而补充了对刘尧民、普梅夫等和他们的作品的评论。这是临时加上的，所以显得在编排和写作等上面都有点手忙脚乱，因而特向读者致歉并请求原谅和加以批评。

第四卷《现代文学六人集》（年谱丛刊及有关论题）。我在教学之余，编过七份年谱（或年表）。《鲁迅年谱稿》因篇幅较长，单独成书出版；其他六份，其谱主分别为张天虚、李乔、马子华、徐嘉瑞、欧小牧、孟流（“孟”谐音“蒙”，是我的笔名，是由我自撰的年谱）。

我编撰多份年谱，乃深受《且介亭杂文·序言》的影响。鲁迅在该序言中说过：因为文章的“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一边编年谱，一边动用手中所掌握的材料，对谱主的思想、经历、著作加以介绍、分析、评价，写出了若干“有关论题”，这或许有可供参考之处。现加以结集，名为《现代文学六人集》。至于把自撰年谱附于此书之末，属于跡近出了常规的不知忌讳，也就顾不得了——盼阅者原谅并加以指正。

第五卷《现代文学论集》。翻开书本，首先就会看到《写在书前》所介绍的该卷的总情况。书的内容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我早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有关现代文学的几篇评论文字等；第二部分是我参加《云南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若干章节的未刊稿。虽然稿件已交出版社审阅并已进入编辑过程，并由作者根据编辑的意见多次审读、修改过，但因为当时云南有关出版社的分工发生变化和我们编写组的七人，或因工作变动而离开昆明，或因生病而不能继续承担写作任务，整个编辑组的活动就停顿了下来，当时，我所负责的绪论、概述以及十多二十节的作家、作品的评介虽已写完，但也只能束之高阁，均属于未刊稿（现取出翻阅，略为加工交出，希求有面世的机会并得到批评、指正）。第三部分就是前面提及的第一、第二部分以外的存稿了（现增加了《梅绍农及其〈奢格的化石〉》等文），这三部分的文稿约共七十篇。

第六卷《七十年集》（广义的散文集）。根据回忆，我之所写能够变为“作品”的散文是1943年、1944年发表在读初中时所在地的县城的小报上，如《黑夜》（盼黎明）、《往事》（怀念仁慈的祖母）等若干篇。当时是收藏了刊登自己习作的那天的报纸的，但已遍寻不获，无法找到了。读高中时之所写，现在还能看到的也只有两文：一篇为《绣江河畔》，写于1945年5月26日，时读高一，是为参加高中部作文比赛而上交的习作，因获第三名，被选登在该年铅印的内刊《容中期刊》创刊号上；另一篇为《冬》，于1948年1月18日由香港《星岛日报》登载。此外，1948年还有《雁山风景线》，刊在11月30日的桂林《中央日报》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有《雁山解放前后》《热潮》（记述给援朝志愿军写慰问信的火热情况），分别发表在《广西日报》和天津《进步日报》上……至于载于《北京新民报日刊》和《天津日报》上的几首小诗，因不属于散文，自然略去不录了。从所谈及的这几篇散文开始，到2014年的《晚年抒情》等为止，前后之时间距离七十年，因此把它命名为《七十年集》，既可以和2000年2月出版的拙著《五十四年集》相呼应，同时，又可以引起“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情怀，从而感到要努力，不能松懈下来，停下那前行的脚步！

本书分为六篇，除“春花篇”外，还有“人物篇”“游记·怀旧篇”“书话·刊话篇”“杂记篇”和“秋实篇”。各编中的文稿，大体上依写作时间之先后顺序排列，但也不很严格，如“游记·怀旧篇”等文之排列顺序，就和原来的设想颇有不统一的地方。

附记：所写各文，在题目之后，如署笔名，则在六角括号中标出；如写本名，则不再标示，以免冗赘。又，全书共86题。

任教师之职后，经常听人谈及韩愈的《师说》。韩有句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们大半赞同这一说法，赞同他所说的，老师的任务要点有三，在这三者之中，传道是重中之重。但人们对道有很不一致的认识。韩有文名《原道》，把人分为君、臣、民三类，说君乃“出令者也”，而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至于民，则“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则诛”，对民之手段极为残暴。韩愈认为道就是历代的法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丘，孔丘传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法统和思想、文化的道统均已失传。韩认为，为师者之任务是维护过去历史发展的正统；在哲学思想上，则维护从尧舜殷商至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这和我们现在的认识很不相同。

我们认同传道说，但我们所说的“道”和韩所说有天渊之别。我们认为，教师所传之道，乃是“以人民为中心”，要符合人民的需求：访贫问苦，上山下乡，传帮带，消灭贫困，共同富裕，和谐发展，这就是我们认同的“道”。教师“传道”，不是强调人上人的富者、贵者凌驾于大多数平民百姓之上，而是强调各民族的人民都有爱国、平等、敬业、谦虚等优秀品质，先进入小康社会而后奔向大同世界。这条道路虽然漫长，但我们离目的地不管有多远，都要努力地向这个方向迈进。在这里谈论对“道”的认识，可能使人有啰唆、枯燥的感觉，但是，这个重要问题如果不辨清楚，我们就缺乏共同的语言，从而举步维艰。我的觉悟虽然不高，但身任教职，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在出版物上所刊出的文字总是强调要为人民幸福、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学习；反对抄袭的歪风邪气，反对盲目追求高分；提倡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宣传正能量，弘扬具有中国脊梁式人物的硬骨头精神；我们要为追求中国梦、实现我国广大人民的美好理想而奋斗。

翻阅文稿（含讲稿），发现所撰写者，属于这个范畴的文字（只是举例性质，不是都加以录出），现录示下列几篇的名称以见大概情况：《读“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被骂和“骂人”》《简论封建复古派和鲁迅对它们的斗争》《为楚图南塑像》《为闻一多塑像》《从“新世纪的曙光”说起》《新人新事的赞歌》《在奔驰的列车上》《云南作家（者）与红军长征》《义无反顾奔延安（“娜拉”出走以后）》《三迤儿女奔延安》《“山那边哟好地方”》《迎接黎明》。

关于“受业”方面

在《师说》中，韩愈把为师者的三项任务的顺序加以排列。从其重要性来看，“受业”在“传道”之后：塾师之教童子，开始只是在句读（即诵读）上下功夫，这还说不上是什么传道、解惑。这是事实。我读私塾时，老师教《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等，只教朗读，并不讲字义和其背后动人的故事以及丰富的意义。读完之后，所知实在很少，其实，“受业”的范围远比“习其句读”宽广、重要。任了教师职务以后，才知道在习句读之外，还得讲解读书的目的，要有学习方式的提示、诱导等等，要告诉学生选择甚么样的书和文章来看；要了解作品（文章）的主题、结构、语言等等。

回想起来，在“受业”的范围之内，我至少讲授过下列的内容和刊发过下列文稿。

首先，在讲鲁迅时，我曾提及《南腔北调集》中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当把这个篇名写在黑板上时，听课的学生张大的眼睛大半露出好奇的目光。我想如果较详细地介绍该文的内容，或者干脆印发给同学，人手一份，一定会引发他们学习的兴趣，起到普及鲁迅的作用。

其次，当讲到《热风·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时，当中的第二段说道：“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但是，怎样理解、说明“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的意思？我就颇感困难。后来，终于想到当学生时所学的物理知识，就托相识者去借了“斜坡试验”这简单的仪器在课堂上演习并说明，“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所说的“无限”只在理论上存在，实际上斜面的长度是有限的。因为地心引力和重心推力的关系，仪器中的梭形滑块看似向上走，其实是它的重心不断地向下移。这样一解释，就使同学对抽象的语言有了可感触性，从而使教学在“受业”问题上迈出了一步。

以后，还写过《怎样阅读文艺作品》《文艺与生活杂谈》和《〈统稿〉后记》（讲为文章定稿时所要做的有关工作）。至于应约或主动写过的辅导阅读的文字还有（也是举例性质，不能一一列出）：

《对〈圈套〉的分析》，1951年3月10日《光明时报》刊出；《评〈火车头〉》，1951年6月2日《光明日报》刊出；《精炼琐谈》（选入二题）——读《在途中》，刊于《边疆文艺》1963年第3期；《从〈复仇〉说起》（按：从模仿说到创新）,收入《鲁迅年谱稿（修订本）及其他》一书中;《读〈野草〉随笔》，收入《浅耕续集》一书中；《〈伤逝〉札记》《〈这样的战士〉赏析》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读后》这三文均收入《鲁迅论丛》一书中；《〈白光〉鉴赏》，载《鲁迅名作鉴赏辞典》1991年9月；《〈十四年的“读经”〉赏析》，载《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1992年8月。

关于解惑方面

韩愈在《师说》里没有对“解惑”做出较明白的论述。我想，如果把教师和医生相比，解惑在医生就是敢于承担医治疑难杂症的重任，在教师则是勇于去解决业务上棘手的、长时间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从教以来，集中精力去收集、分析、研究资料，穷年累月地攻读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印出的书、刊、报，积聚了不少微观方面的知识。在宏观上，我则没能站得高、看得远，认识上颇受局限，有欠缺；而在微观认识上，则似乎条件较强一点。有些牵涉鲁迅和云南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很少有人谈及，甚至长期无人谈及，似乎变成了学术上的禁区。例如，对鲁迅的夫人朱安，北京的鲁迅故居曾经有意只字不提，有些研究者也有意地加以回避，我则在条件许可时，写下了《鲁迅旧式婚姻史实探微》，肯定她与鲁迅的长期相处，关系也不坏。她还照顾了鲁迅的母亲，关心鲁迅的生活以及她对鲁迅工作的支持，对鲁迅遗物的用心保护，为鲁迅的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为她在周家的地位做了辩护。此外，如《谈鲁迅研究的史料学》《鲁迅是哪个单位保送去日本留学的？》（纠正了周作人的错误）、《鲁迅全集·日记》校读小记（改正了学者对日记注释的一些疏漏）、《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葛》和《从南京盛传鲁迅“转变”说起》等，都多次由刊物转载，论点受到学者的肯定，为鲁迅研究的一些问题的“解惑”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云南现代文学方面，发现郭沫若、沈从文的佚简六封，介绍云南作家和进步青年的有意追随红军长征和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发掘出连作者李乔也认为已经烟消云散的处女作《未完的争斗》；发现了被人几乎遗忘了的作家桂涛声（《在太行山上》的歌词作者）、黄桂山和寓滇作家石凌鹤、薛沉之；发现了杂志《浪花》《新蕊》和使人们发生兴趣的材料、记录等。

上面之所谈，有点像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其实，当中仍有不少错误和欠妥的地方，是要自我审视、提高、改正的。例如，在《鲁迅年谱稿》中说，在1908年6、7月间，鲁迅曾向游学生监督处请假，“当为归国探亲”这一论断，正如王瑶先生所指出的，当年寿镜吾曾给已在绍兴家中的鲁迅写信，这“无疑为研究鲁迅在留日期间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线索”，但这只是孤证，而这一判断，还需要有其他重要的旁证一起提供出来，才能“视为定论”。可见，我在论证时提供证据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因而说鲁迅于1908年曾从日本回国就感到说服力不强，“惑”并没有完全“解”开。

真正达到“解惑”结果的，我私意以为只有《鲁迅是哪个单位保送去日本留学的？》《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葛》和《关于〈未完的争斗〉》等少数几篇，它们或纠正了周作人所说的错误，或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原始材料。至于李乔的《未完的争斗》，作家说是投给创造社的杂志，参加无名作家处女作比赛。李乔以为这杂志因被封禁而未能继续出版，他没有看到比赛的结果，就说大约小说已消失不见了；在《我的文学上的梦》里，还很肯定地说这处女作“已经烟消云散”了。当时，人们都相信这是事实。但是，1990年11月，我到杭州开会。对此事念念不忘的我，立刻前往浙江图书馆寻找，结果像“出土文物”一样，在馆中找到了入藏的《现代小说》第3卷第5、6期合刊，上面，就登载着长达两万两千字的、排名为比赛第二的《未完的争斗》。另外，在专业人员和友人的帮助下，我了解了桂涛声、薛沉之和石凌鹤的一些情况，撰文介绍了这三位作家的生平经历和他们的著作《金丝鸟》《三盘鼓》和《梦的微笑》的大致情况。虽然没有完全把“惑”解开，但起码把闷葫芦打开了一条缝，透进了一些亮光，看见了一些情况了。（附：我曾往西安、成都寻找，也未见到《金丝鸟》；又曾专门往北京入藏有该书的单位，提出参阅该书一下，也未被同意——我曾写过《云南抗战文学园圃漫步散记》一文谈及此事，可见“解惑”之困难太多了。）

总之，要在传道、授业、解惑上做出点成绩，是要出大力、下苦功夫的。我当学生时，老师就开出一大张参考书目，要我们一一阅读、思考、写读书笔记，就是说要动眼、动心、动手。我当教师，也秉承老师的经验、办法。不论是对本科生或研究生，都在教学上提出要求，加以督促，他们大多是赞同、满意的。我和一位研究生一起学习了三年。他在毕业后，出版了一本书，在后记中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如果没有导师……的身教言传；便没有这本小书。先生‘正统’，但能理解异端；严格（师弟戏称‘严苛’），却对年轻事物很宽容；平实，却不无孤傲地拒斥着平庸；冷峻，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热烈。他的人格、襟怀，既‘纵容’了我的大胆探索、挑战；又规范了我的学术道路。尽管我与先生属于思想、性情不无差异的两代人，但小书中却隐隐渗透着先生的影响，可以标新立异但必须小心求证、言之有据，可以放胆直言，但不应是政治‘大批判’，不应是党同伐异，而应限定于学理交锋……”。他在后记中对我的评价偏高了，使我感到惭愧。但是，说我们之间“属于思想性情不无差异的两代人”却确是实情。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老一代人，思想、性情跟不上时代了，落后了一大截。他所说的“这本小书”，我现在如要写，也不可能写出来。这如韩愈所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至于他借“师弟戏称‘严苛’”的话说我——师生之间有好处说好，有不足之处也直说，开诚布公，这种坦荡的胸怀使我感到满意和温暖。

三十八年来，在教育岗位上，自己虽然觉悟不高，能力有限，但确乎努力工作，不敢松懈。因此，曾受到一些同学的欢迎，获得过组织的奖励：

1985年9月10日，获云南大学第一次教学优秀奖并授予荣誉证书。

1993年9月10日，因“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三十年以上，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由昆明市发给荣誉证书（昆市教人市〔1993〕第6817号）。

2013年1月15日，在学校所召开的大会上，由有关单位授予“‘红云园丁奖’荣誉称号，发给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这大半生以来，在教学、科研和写作上曾得到不少表扬。如《七十年集》当中的“秋实篇”诸文就被评上三等奖、二等奖、金奖、一等奖、特等奖等各种层次奖项。这些级别是否评得过高，暂时不论。但是，荣誉证书均附上“以资鼓励”的内容，实很合适。这表明，受表扬、获奖励等，自然是一种对成绩的评价，但不能说明工作、科研、写作的成绩就真的很突出，值得这么高的夸奖。编审者在评奖证书上面，加上“以资鼓励”，充分表示他们企盼被评者不应有满足感，应继续努力，力争上游，获得更大的成就，为圆美好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自任教以来，比较重视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此外，凡是自己编写的讲稿，均留存底稿；所发表的文章，都收存发表这些文字的书、报、刊，并且按性质和时间（年、月、日）归类收藏，还有序地编写了《著术目录》，并分别标上序列号，以便于查找。

文集的整理工作于2015年元月开始仓促上马以后，这些收集、保管、整理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只是由于年老，脑力衰退，思维较为混乱，对资料的记忆往往颠三倒四，记不住放在哪里了：有些文稿，复印了却想不起放在什么地方，找又找不到，只好再去复印。例如，《云南现代文学四题》就一共复印了四次；又如后记分单页写出后，分开放置，因为反复找也不见踪影，只好凭记忆把找不到的已写出的单页重写一次。有时夜里为这些书分神，睡眠不好，工作时精力不能集中，深感烦恼。这些书稿的注释因为年代久远，现已无法按学术规范一一完善，所以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在九个月又十三日的工作拖累中，得到东陆书院和出版社负责人的鼎力支持；友人的鼓励、建议和关怀；东陆书院办公室两位老师的关切和协助；家人承担了大量家务事（年轻人则根据我的建议，偶而为之做若干增删文稿的杂事和以电子文本的方式转存入U盘中加以保存），使我紧张的心思得到缓解，能把精力稍为集中。九个月又十三日虽然精力和体力都有所超支，幸而终于完成了集稿、审读、校正等工作，实为一件使人宽心的事。为此，要对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负责编辑这几本书的编辑们、友人、办公室两位老师和家人的支持深深地表示谢忱。

蒙树宏

2015年12月8日初稿

2016年4月24日增、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