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南大学东陆书院主办的“‘一带一路’与大国文化建设高层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4月27日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东陆书院副理事长张昌山教授、东陆书院理事长、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管乔中先生分别代表云南大学和东陆书院致辞。

本次研讨会为期一天。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外文化交流历史对“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启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及主要任务、云南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中的定位和发展重点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从不同的视角对大国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一、中外文化交流历史对“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启示

由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是立足于贸易和人文交流历史通道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一带一路”离不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概念和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交通路线，但它并不是丝绸之路的延续或再造。以往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地理、周边国家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许多研究局限于简单罗列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世界影响，而对我们今天了解的外国文化中到底有多少“中国成分”却缺乏认知，或误把片面当作全面。从目的、动力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来看，“‘一带一路’不是张骞通西域；‘一带一路’不是郑和下西洋；‘一带一路’不是新马歇尔计划”。为使“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取得预期成果，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尤其是东南亚、南亚的存在与影响问题。

葛剑雄教授认为，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首先要认识存在不等于影响。就文化存在和文化影响力的关系来说，要受到存在本身及其空间和时间、与被影响者的关系（血缘、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政治、利益）、与被影响者的空间和时间距离、本身的传播态度（积极、消极、随意、防范）和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其次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由于在地理环境上远离其他发达文明，基本独立发展，近代以前未经过强烈冲击，而呈现出“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显著特征。在“天朝无所不有”“华夷之辨”等观念的持续影响下，虽然允许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到中国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但除了去西天取经、去日本弘法等情况或偶然原因，中国人却很少主动出门去学习别人的文化。中国古代没有在国外办过类似“孔子学院”的机构，甚至长期不允许书籍出口。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中国儒家学说的辐射范围也很广，但其在境外的影响实际只是限于汉字文化圈和华人聚居区，往往停留在精英、统治者和制度层面，并不能深入民间。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应该注意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更多吸取教训——而非经验，秉持“全面开放、客观介绍”的态度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将重点放在文化商品出口和文化服务贸易上，通过和风细雨、潜移默化，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贺圣达研究员在发言中也指出，由于东南亚和中国两方面的原因，古代中国精神文化对除了越南之外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都是相当有限的，并没有在东南亚全面、充分显示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超越历史的局限，站在当代的高度，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应该注意：展示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大国文化的体系性和原创性；展示中国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能代表当代中国的文化符号；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着手，从“中国—东盟”以及“中国—东南亚国家”的视角，增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互动。通过分析伊斯兰文化沿着古代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总结穆斯林在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物质和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建平教授则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理解、正视伊斯兰文化的正能量。他提出，应该更加重视伊斯兰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政治重要性，尊重和包容中国社会中伊斯兰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将一小撮恐怖分子的罪恶行径与广大穆斯林群众进行严格区分，将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主义进行严格地剥离；在宪法及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则应该给予穆斯林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实践充分保护，而不是严格限制或禁止。

云南大学林艺教授在回望亚欧贸易和人文往来历史，剖析《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两部经济学经典中有关章节之后，着重强调了人文交流上的“民心相通”对于减少文明冲突、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她并提出人本的“善良、真诚、友好和负责”是人类最为相通的基本文化认同，可以作为沿线64个国家、44亿人口“民心相通”的坚实基础。以《皇清职贡图》和《滇省夷人图说》这两部清代中原王朝的“民族图说”为例，云南师范大学李立教授表达了他对如何与异文化相处的独到见解。为保护和发展“一带一路”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应该启动官方主导的文化工程，同时也要重视以地方性知识、构建民族生活世界、呈现地方民俗生活图景。

二、“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及主要任务

不同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标准的自贸区或更高水平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如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政治经济一体化）作为优先目标，“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容纳众多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差异甚大的国家实现共同繁荣、互利共赢，而其运作也更加具有多元开放、包容合作和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特征。2016年1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指出，“‘一带一路’延伸之处，是人文交流聚集活跃之地。民心交融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这一表述不但昭示了人文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说明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还需要克服许多现实困难，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形式创新去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长期关注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治理问题。在本次研讨会上，他就“一带一路”议程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一带一路”是中国继“三个世界”之后提出的又一项全球性议程，不但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也是重塑中国与世界关系，以观念（通过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等。）建构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抓手”。其次，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全球战略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有自己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和想象，而其在当代中国的适宜表述就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与“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第三，各大国冷战后都在进行文化重构，调整自己的文化安全战略和文化安全理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中国的文化安全战略、文化安全理论也需要新的解说。

上海社科院荣跃明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作为当代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实际存在巨大差异。为克服“一带一路”必然遭受的非难、歪曲和攻击，消除“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的不良影响，亟需一套内容完整、逻辑自洽、可以支撑中国全球化发展并体现中国人全球观的话语体系作为支撑。从结构特征来看，该话语体系不应是一种单纯的理论，而是由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整合构成，既包含了哲学方法论，也提供完整的知识图景，还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近年来，为应对环境污染、网络空间、恐怖主义等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交场合数十次提及“人类共同体”，这个提法超越了两大社会制度体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关系，可以成为中国全球化发展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内容与理论新基点。

文明对话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复旦大学孟建教授在发言中谈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曾郑重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以促进亚洲“迈向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亚洲新未来”。2016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多彩文明与亚洲新活力”分论坛上，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表示，中国明年将进一步推动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现有文明对话活动过于突出儒家文化传统，很难真正成为不同文明、文化对话的平台。亚洲国家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同时区域合作路径不一，安全合作长期滞后于经济合作。根据这些情况，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提出了关于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若干政策建议，即：“对话”要强调亚洲文明的“多元逻辑、多元共生、多元共识”；“对话”要防止“中国模式”陷阱，恪守“中国经验”尺度；“对话”要建立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常态机制，并将“先建秩序、再谋发展”、“先谈认同、再谈合作”、“先谈他利、再谈共赢”作为运行机制的基本理念；“对话”要构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立体对话管道，并更多突出文化、艺术领域的对话；“对话”要运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多样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章建刚研究员认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对人文交流合作的设计还相当有限。仅限于旅游和传统文化项目，并未涉及当今十分抢眼的“文化产业”、“创意经济”，而后者本来应该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实施的基本保障。他并强调，作为文明基础的人其民族、宗教认同都是相当复杂、多元、可分析又相互重叠、渐次过度的。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地域或民族的人们都将更主动地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人们的文化身份将比过去更丰富、更多元，在创新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营造着日益繁荣的文化间性。基于上述观点，他提出文化治疆是新疆治理的根本之策，“只有把新疆及新疆文化发展的问题解决好，我们才算有了中国文化成功走入西域的基本功”。而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下的县级城市和团场小镇来说，确立创意城市发展目标，既吸取相邻地区的文化养分，也强化本地区的文化传播力、辐射力，营造具有凝聚力的地方文化认同则是营建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唯一正确方向。

“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从历史上的区域性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的步伐。云南大学施惟达教授提出，世界大国有全面的内涵，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还包含文化。文化对一个大国的意义如果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在今天全球化的意义上，文化大国的标准应该在于具有丰富的文化创造力或者说创新力，能够创造并向世界提供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和非公共文化产品。前者包括文化理念（价值观、行为准则、公共政策等）和公共服务（免费教育和其他公益性文化事业），也包括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方案、路径及协调能力。后者则指通过市场提供的文化消费品。中国历史上向周边国家提供的册封体制、律令制、汉字、儒家思想和利益以及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都属于公共文化产品。大国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应该具有独特性和可分享性的统一，才能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大国的文化建设，也应该在观念、行为、产品上同时下功夫。

云南大学伍奇副编审在发言中谈到“一带一路”沿线复杂文化环境给中国涉外媒体带来的巨大挑战。在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多种国家体制同时存在发展的局面下进行对外传播，如果没有适当的角色定位，容易导致消极对抗或对立情绪，无法实现传播的有效性。中国角色定位是涉外媒体的立足之本，意味着要代表中国当前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立场；涉外身份定位则不断提醒媒体要防止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于不同文化采取平等、尊重、开放的视角。

河南大学刘涛副教授指出，沿线城市在建立、完善“一带一路”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和节点作用。这些城市中有许多都是在传统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古都”。由于具有显著的文化代表性、多样性和辐射性，这些古都十分适合成为向国内外展示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开放、包容型人文根基的“窗口”、“平台”。通过发展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和重塑城市人文形象，它们还可在提高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传播力、影响力，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方面扮演典型、范例的新角色。

三、云南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中的定位和发展重点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其中，对云南的要求是“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云南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十分显著，不仅是学界公认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宝库”，也赋予了云南参与“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特殊资源优势、区位优势。

云南大学陆韧教授认为，从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历史进程来看，云南的对外交通历史与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和中西交通阶段性特征密不可分，呈现出云南人民西出印度、走向大海的豪迈气概。“一带一路”不仅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发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而且符合中国对外交通历史的发展实际，符合云南对外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发展趋势。云南大学李炎教授指出，区域文化建设是大国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性的文化建设既要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将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内容纳入国家的整体建设框架内，又要结合区域文化资源、文化特征和地方文化建设诉求，发挥空间区位优势。辐射中心的定位充分体现了云南在国家沿海沿边沿江开放格局中的位置，而交通、经济、科技与公共服务、人文交流四个层面则构成了辐射中心的基本内容。一定程度上，云南从“桥头堡”到“辐射中心”再到“区域人文交流中心”的调适展示了当下的国家领导人和地方政府在大国文化建设问题上应有的气度和文化自信。在“区域人文交流中心”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则应该打破地域文化的限制，从政府、社会精英、民间三个层面，媒体、文化贸易、影视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等多种途径入手，积极构建符合大国文化建设要求的文化交流话语体系。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凡研究员总结了云南文化项目走出国门的经验、教训，指出民族文化的传承不必死守原教旨主义的态度。民族文化传统上的时空制约，既是其长也是其短，现实选择是尽可能地取长补短。这意味着传统形式可以被有限度地加以剥离，“原汁原味”的损耗可以在进城去、出国去——泛化的展演中得到一定的活化补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纳文汇研究员提出，加强宗教文化建设及其调试互动理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促进云南对外开放和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