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陆书院举行《殷光熹文集》出版座谈会-欢迎访问东陆书院

殷光熹是云南大学中文系老教授，国内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曾师从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是姜亮夫的八大弟子之一。殷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还在宋词的研究和欣赏方面颇多建树，出版过多部著作。此外，殷先生对《诗经》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也深有心得，成果不俗。《文集》汇聚了殷光熹教授毕生的研究成果，展示出云南大学教授的风采。

出席座谈会的有《东陆书院文丛》编委会顾问、书院导师张文勋教授，编委会副主任、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昌山教授，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李平教授，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知名作家胡廷武先生，云南大学中文系、云南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年轻教师及研究生，云南大学出版社相关人员40余人。座谈会由《东陆书院文丛》执行编委、东陆书院院长施惟达教授主持。殷光熹先生也出席了座谈会。

张文勋教授发言表达对殷先生的赞扬和肯定，并回忆往事，提到殷先生早年的刻苦求学经历，只所以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和以往的努力付出是分不开的。张昌山副书记也表达了对殷先生的赞扬，《文集》的出版不仅对云南大学是好事，而且对学林也是很有意义的，通过出版《文集》不仅能激励云大学子学习、著述，而且还能激励云大教师也学习、著述，共同为学林贡献的责任。与会老教授、殷先生的同窗等纷纷发表感言，殷先生能够活到老、学到老、贡献到老，让已到耄耋之年的人反思自己要以殷先生为鉴，自我返照，努力发挥余热，为学林贡献一份学术力量。年轻教师也发表感言，愿以殷先生为榜样，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用心学术，趁着风华正茂和云大提供的大好机会，好好珍惜，贡献学林。老教授、年轻教师们的发言不仅表达对殷先生的赞扬和钦慕，也通过殷先生贡献学林的精神自我检讨和反思。

最后座谈会由主持人施惟达院长进行了总结。施惟达表示，《殷光熹文集》的出版是一个学术积累工程，希望通过学术的不断积累，带动更多的学子关注学术、投身学术事业。东陆书院将继续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秉承东陆学术精神、涵养博雅学术品性，“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宗旨进行文集、专著的出版和集结。

附：

《东陆书院文丛》前言

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最初为私人的书房。后来官家设书院（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即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负责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这是官方的修书馆加上图书资料室。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时已兴盛的佛教讲经制度创立书院。书院于是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教育形式之一，兼有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种功能。书院在宋代高度发展，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四大书院，盛极一时。明清两朝，民间书院与官办书院广为分布，对推动全国的文化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院形式也传播海外，特别在东亚、东南亚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内，更著影响。

晚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封建帝国走到末路。革故鼎新的呼声高涨，科举制度废除，各级书院也都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传统的书院不复存在。

但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担忧传统文化的湮灭不彰，钱穆先生于20世纪中叶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是为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在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与文化重要作用的日益显现，又掀起了读诵经典，践行传统文化的热潮。全国各地纷纷恢复重建或新建书院，旨在续接文脉，振兴国学。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东陆大学，创办于1923年。云南大学东陆书院成立于2013年，时为学校创立90周年之际。书院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秉承东陆学术精神，涵养博雅学术品性，“会泽百家，至公天下”，致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宗旨。本着这一宗旨，设立《东陆书院文丛》（以下简称《文丛》）。《文丛》主要收录东陆书院组织取得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既注重知名学者的学术积累，也关注成长中青年一代学人的学术创造。

《文丛》的出版得到众多的专家学者的帮助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希望《文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东陆书院文丛》编辑委员会

2015年3月序

序

施惟达

殷光熹先生是我的老师，在20世纪70年代末，给我们上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段。那时殷先生正值壮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里还属于中青年教师。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教师与学生都同样充满对知识的渴望，特别中青年教师，常常边学边教。而七七级、七八级两界学生，大多有过相当的社会阅历，因此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很近。殷先生对学生非常平易，课余时常对学生嘘寒问暖。对教学，殷先生态度则异常认真、严谨，尽心尽力要把自己的所知所感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殷先生1933年9月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是江苏江阴人，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在杭州做医生。母亲是杭州人，读过女子中专，也从事过医务工作。日寇侵华期间，殷先生举家南逃，辗转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历尽艰辛，最后来到云南，落籍昆明晋宁。1950年，云南刚解放，殷先生中学毕业。这位在学校是品学皆优的好学生，毕业前夕还被推举出席云南省的学代会，应顺理成章继续进入大学深造，然作为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年幼的弟妹，家庭经济颇为拮据。为与父母分忧，殷先生只有放弃学业，进入刚成立不久的云南省人民政府成为一名工作人员。在政府的九年间，殷先生由办事员、科员、科负责人而机要秘书、材料秘书，一步步得到提拔重用。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于参加工作不久的1952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仕途一片光明。无奈殷先生自幼喜爱文学，虽身在机关工作而不改初衷，于是政府中少了一名大多会是平庸的官员而学校里多了一位优秀的学者。

早在中学时期，殷先生就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希望将来能当作家。虽然未能如愿进入大学，但干一行努力一行的同时，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阅读文学作品和练习写作上。此间还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至1959年，大妹妹已经大学毕业，殷先生毅然决定重考大学，选择的是云南大学中文系，结果如愿以偿。大学时期的殷先生更加发愤读书，勤于笔耕，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毕业后，殷先生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分配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听课、备课、讲课、写论文，成了殷先生的生活常态。不久，殷先生《关于孙悟空反抗的性质和目的》等两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成为云南大学崭露头角的年轻助教，受到李广田校长的口头表扬，旋即成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可惜好景不长，随之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殷先生这样的学术新锐自然不能幸免。批斗、抄家，所有个人的资料、手稿都被悉数拿走，不知所终。一切教学科研活动都陷于停顿与灾难之中。国家与民族的十年浩劫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制度，宣告“文化大革命”路线在高等教育的终结。殷先生又可以重新回到心爱的事业了。压抑了十年，耽误了十年，殷先生以加倍的热情和刻苦精神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和寒暑假，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读书、备课、讲课、写作，家、讲台、图书馆，周而复始，直至退休后的若干年里。殷先生上课带学生到2004年71岁高龄，此后，虽然不再上课带学生，但殷先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读书和写作的习惯又十余年。数十年来，这已经成为殷先生的生活方式了。几年前，殷先生的老伴开始卧病在床，于是殷先生又担负起照顾老伴及家庭中的里里外外所有大事小情的烦重任务。然而这并没有阻断殷先生的研究写作。在把所有的俗务料理完之后，殷先生仍然平心静气坐到灯下，在书桌上展开他的书，提起他的笔，回到他熟悉的精神世界中。至今，殷先生已经83岁的高龄了，仍然未改其乐。

殷先生的学术造诣表现在诸多方面，比较突出的，集中于《楚辞》研究、宋词研究、文学赏析几个方面。１９７９年，殷先生受教育部委派，赴杭州大学师从国学泰斗姜亮夫教授治《楚辞》。一年后，殷先生的结业论文《屈原思想流派辨》被姜亮夫赞为“能于细微处着手，于纲要处下功夫。举凡遮拨诸家建立屈子（之说），皆能一针见血，无空言，无漫语，是一篇辨章学术的好文章”。此后，殷先生专注于《楚辞》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著作。其著作《楚骚：华夏文明之光》《楚辞注释》（合著）、《楚辞论丛》《诗骚并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前者更获当年出版的全国屈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殷先生被学界称为姜亮夫先生楚辞学的优秀弟子之一，成为全国著名的楚辞学研究专家。在宋词研究方面，以《宋词探美》《唐宋名家词风格流派新探》等著作为代表，对宋词的风格流派及各家的文化精神、风格特色、艺术技巧等作了深入开掘，表现出作者新的研究意识和研究方法，有纲有目，点面结合，上下勾连，纵横比较，一气贯通。作者针对明代以来对宋词风格所作的“婉约与豪放”两分法的定论，明确提出宋词中的婉约与阴柔之美、豪放与阳刚之美、清雅与中和之美三种风格类型。并以姜白石为清雅派的代表人物。殷先生的论述辨析入微，既注重“类型风格”，又探索“个性风格”，将风格流派的同和异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被学界评为研究唐宋词风格流派的创造性论著。另外，殷先生充分运用自己对《楚辞》和宋词都有深入研究的特长，承接前辈学者的足迹，从新的理论视野与具体表现形态探视《楚辞》对宋词的影响，或说宋词对《楚辞》的继承发扬，把传统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在文学赏析方面，无论是对《诗经》、宋诗乃至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的赏析，都形成专著问世。其中有的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参考书中。有学者总结其赏析文章的特点是深刻的识见、细腻的诗心、优美的语言。

综观殷先生的治学特点，一是厚基础，善汲取。殷先生在读书期间就是一名勤奋刻苦的学生，至今仍毫不倦怠，勤奋不息，其精神令我们这些学生辈汗颜。其研习面之广，举凡文学史、作家作品、文字、训诂、音韵无不涉及。一般人，没有厚实的古文字基础，是不敢去碰佶屈聱牙的《诗经》特别是《楚辞》的，更遑论去研究它，殷先生却能遨游于其中，旁搜远绍，寻坠绪之茫茫。而且殷先生对读到的东西有大海不捐细流的气度。一次殷先生跟我说，他读到我的一篇什么小文章，很欣赏其中的几句，还把它抄下来。我对此简直惊诧万分，敬佩无比。

二是高处着眼，低处着手。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前人做过什么，现在又进展到什么程度，只有高处着眼，才能了然于心，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选题。而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又不能大而化之，持凿空之论。殷先生的研究总是追索本领域的学术前沿，善于发现有价值的研究题目，然后又能把它具体化，落实为一个个的问题。这些研究题目甚至是系列化的。例如在《楚辞》与宋词这两个领域中，殷先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屈原与辛弃疾，采用“一网打尽”的方法，系统探讨辛词与屈骚的关系，做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三是知难而上，勇于创新。《楚辞》中的《招魂》和《大招》作者究竟是谁，可谓一桩千古悬案。有说是屈原，有说是宋玉（《招魂》），有说景差（《大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殷先生在把“二招”的内容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某些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进行一番周详细致的考证后令人信服地指出，二者皆出自屈原之手，从而解决了一段文学史的悬案。

当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踏实的作风。殷先生的踏实做学问可举一例。１９９６年，殷先生受张文勋先生委托，整理点校《淮南鸿烈集解》。《淮南鸿烈集解》是国学泰斗刘文典先生的遗著，是刘先生晚年一直致力的重要著作，惜当时频仍的政治运动，终未将之完成，许多内容还是刘文典先生写于纸条上夹在原书。整理点校既需要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又需要十分的耐心和踏实作风，否则难于完成或难于高质量完成。虽然这本不在殷先生的专攻范围之内，但殷先生仍然愉快地应承下来，并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文勋先生对此十分满意。经殷先生整理点校、文勋先生审定的这部著作最终收入《刘文典文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与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得到李学勤等国内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殷先生年迈八旬，颊削齿豁，衣着简朴，但面有红色，步履稳健。虽不声若洪钟，而气息厚实。每日仍孜孜矻矻，汲汲于学问。想起韩文忠公的自画：“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殷先生差可当之。

我与殷先生日常交往并不密切，但殷先生每每有大作赠我，必定认真拜读，从中获益良多。作为学生，总想为老师做点事情。恰逢“东陆书院文丛”成立，又得学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于是把殷先生的文集列入其中，由此把殷先生分散的著作统一集合在一起，于学界，于读者，都不失为一桩好事。殷先生亦愉快应之，并嘱我写序。我于殷先生闳中肆外的学问何敢望其项背，遑论为殷先生文集写序，然师命不可违，挂一漏万拼凑出上面一些文字，算是学习的体会罢。

2015年10月于东陆书院

自序

一

我1950年底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九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决定考大学继续深造，转向文学事业。说来也算幸运，起初我提出报考大学的申请未获单位主管领导批准，后在处长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说通了主管领导，同意我去考大学，还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并告诉我：如果考得上大学就去好好读书深造，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回来安心工作。领导的开明通达，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于是，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复习，晚上也不回宿舍，用棉大衣当被子，在沙发上或靠或睡，度过紧张的一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被录取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开学后系领导又将我调整到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参加九年工作后又来读大学，难免会有人误认为我是仕途不顺所致。其实并非如此，如果要看我工作期间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入伍不到两年就入团入党，后又多次得过先进工作者、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奖励，从办事员、科员到科负责人、机要秘书、材料秘书，接下来再升职并非不可能。可是，当时我确实没有往仕途上发展的想法，而是念念不忘要走文学事业这条道路。当时，除了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都放在阅读文学作品和练习写作上，还发表过作品，更增强了自信心，想来想去，我总觉得从文学事业方面去发展更符合自己的愿望和旨趣，于是，决定弃政从文，结果如愿以偿。

进入大学后，有段时间调干金停发，经受着“穷”的压力，好在得到原单位的关心，给过我补助，又得到个别老同学的救急资助，能够维持温饱。不久，又恢复了调干金，并补发了过去未发的部分，总算平安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像我这样的调干生各个年级都有，一般而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又来读书，懂得珍惜这次深造机会，自觉钻研，提高会快些。我在本年级同学中算是学长，理当要求自己像个学长的样子，何况经过组织的多年培养教育，懂得自己该起什么作用，因而在读书期间，曾被评为品学兼优的“三好生”。从学习成绩看，四年当中各门课程的期末考成绩，在我的印象中，除一门未得“优”外，其余均为“优”等。

“文化大革命”前中文系的课程，学时最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学三年半时间，而师资力量最强的教研室要算古典文学教研室。这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不能轻易错过。比如学好刘尧民先生的《诗经》研究课、《楚辞》研究课。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成绩为“优”，且在我的毕业论文中某些段落用朱笔画了若干个双圈（表示赞赏）。又如张文勋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课，除了认真听讲外，还在课余时间读过陆机、钟嵘、刘勰等人的经典著作，又及时拜读过先生在当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形象思维研究系列论文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课作业，我做的题目是：《简谈程颐的文道观与宋代学派之间的分歧》，后来发表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上。可以说，张先生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对我后来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产生过长期的影响，故心存感激和敬意。只要他派给我任务，都会尽力完成，如1979年首届全国古代文论研讨和教材编写会议在昆明召开时，他邀我参加大会工作，并指定由我在《思想战线》上报道会议情况和向与会十位专家约稿（后在该刊物上发表）。又如邀我整理、校点刘文典先生的遗著《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我当即放下其他研究，将重心转到此书上，在他的指导下，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于1998年8月公开出版。

作为一个大龄学生的我，懂得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遇，因此，凡是自己选定的课程都要争取学好，就以张为祺先生所上的工具书课、文选学课为例：他上课时，常常要求学生学会查工具书。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问：查过工具书的人请举手。当时我正低头翻阅刚发的讲义，应声举手，不料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先生问了我的名字后叫我坐下，等我回过神来，觉得很不好意思。文选学课期末考成绩我得了个“优”，还得到先生的表扬，特别称赞试卷中有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的论述。又如外国文学课，我所做的作业被老师看好，被贴在教室里让大家阅看。这些鼓励，促使我更加努力。

然而遗憾的是，当我读到四年级上学期时，因患重感冒时又去冲凉水澡，使病情加重，得了哮喘病，呼吸困难，不能平睡，备受折磨，形容憔悴，只好休学一年。休学期间，一种求生的欲望迫使自己病急乱投医，不论是西药、中药还是草药，只要是医生开的药，来者不拒，最后病被治好了，却不知道应感谢哪位医生。大病脱险，颇有“重生”之喜。病愈后，我回校复学，原来只差一学期就毕业，现在又得从四上开始，再读一年。也就是说，我从进大学到毕业，实际上是读了四年半的书，于1964年秋季毕业，被分配在本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当助教。之后，边听老教师讲课边备课，讲稿写好后要交教研室讨论，通过后先试讲，然后才能正式走上讲台，不久又被任命为教研室副主任。1966年夏初，我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还得到李广田校长的口头表扬，随后又成为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之一。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倒霉的日子也随之降临，挨批斗、被抄家，个人积累的资料和习作（如小说、电影剧本手稿）至今不知去向，想必早就“灰飞烟灭”了。那时，整个中国都处在混乱与动荡之中，岁月蹉跎，年轻时的宝贵时光被白白浪费了，何处是归途？一片茫然。

二

“四人帮”垮台后，学校开始复课，教学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人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人际关系逐渐得到改善，使学习、工作和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化。我有幸重操旧业，为了弥补过去失去的时间，发愤读书，刻苦钻研，认真备课，先后上过多门基础课和选修课。20世纪70年代末，学校送我到杭州大学进修，在姜亮夫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学习《楚辞》，回校两年后开了“楚辞研究”课。1984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在我指导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也有若干篇（或著作）得以公开发表，如张仁福的《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愈与欧阳修的文化透视》一书，在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不仅再版，后来还被收入“云南文库”中的“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之中。

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是我报效祖国的心愿。我自在大学任教以来，一直是在教学第一线工作，既上基础课又上选修课和专题课（同时还兼任过一些社会工作）。曾三次获得云南大学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获云南省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现将我所担任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情况简述于后：

（1）中国古代文学史课

这门基础课在中文系课程中课时最多，但教学内容的更新迫在眉前。过去所使用的教材，一般都是按朝代、按作家年代顺序来讲的，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难以看出各种文体本身的发展线索、特点和规律。针对这种情况，我试着做些改进，即按时代、按文体来讲述文学史，既从纵的方面讲，又适当加强横向联系和比较。注意阐明社会发展、时代文化思想与文学发展的联系和区别。既讲各种文体本身所具有的共同风格特征，也讲各个作家在运用各种文体创作时所体现的个性特征和风格特点，并对文学史上各种风格流派作了分析比较，使课程内容的覆盖面宽一些，角度新一些，看法深一些，让学生在了解各种文体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来把握总的文学发展情况，又在总的文学发展史的观照下把握各种文体的发展轨迹。又如旧教材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讲到思想内容时，往往有一套模式，诸如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统治者罪恶，或是人民性、局限性之类。讲到艺术性时，不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或是语言精练、结构严谨、风格清新之类。至于在艺术性方面作进一步地发掘、提炼、分析和概括，或曰薄弱，或曰空白。我在不偏离文学史基本知识体系和概念的原则下，力求从新的观点、方法和角度，来叙述、阐明文学发展过程、文学现象、特点和规律等。重视艺术经验的介绍、分析、提炼、概括和总结。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古代文学：或将古代文学放在文化大背景下进行透视和观照，或将古代文学放在艺术文化中加以考察。又注意运用一些相关学科知识（如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等），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梳理分析和阐释某些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等。或对某些“热点”“难点”，从新的角度加以阐释。

由于我在这门课上花了较大精力，又经多次实践和提高，因而在教学质量上逐步得到提高。学生反映良好。

（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入选作品以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重要作家作品为主；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作品为选择标准；多选久经传诵的名篇，同时注意作品题材的广泛性、风格的多样性和知识的丰富性。我将作品大体分为两大类：一是讲授的；二是自学的。作品既按时间顺序讲，又按文体样式讲。每讲一个时代的作品前，对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和特点等情况作个简要综述。针对学生在古典诗词曲方面基础知识薄弱的情况，我在授课中除了结合作品讲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外，还利用辅导时间比较系统地讲过这方面的知识。这门课，我主要抓了三个环节：一是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这是解决本课程基本功训练的首要问题。二是提高分析能力。这是运用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核心问题。三是提高鉴赏水平。这是训练综合知识运用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3）宋词研究

讲授这门选修课时，我注意将传统知识、方法和新的知识、方法加以融会贯通，例如讲到宋词的风格流派时，曾从风格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述，阐明不同风格和美学倾向的作品，由于它们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有着不同的侧面、不同特长，因而在内容上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它们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同时阐明词家的不同风格是如何通过“词”这种文体表现出来的，风格特色和美学特征是什么？在取景上、抒情方式上又各有什么特点？等等。这样讲，对学生来说，在拓宽视野、活跃思维、增长知识和引发学习兴趣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效果。选修我这门课的学生历来较多，还有别人的研究生和进修生也来听过这门课，教学效果可见一斑。

（4）《楚辞》研究

这是我在1980年初从杭州大学进修楚辞学结业回校后开设的选修课。先给本科生讲授，在此基础上经过充实提高，又给研究生讲授。

两千多年来，学习和研究《楚辞》已经成为一门学问：楚辞学。《楚辞》的代表作家和奠基者是楚国伟大诗人屈原，被后人尊为“骚赋之祖”“东方诗魂”。屈原和《楚辞》的出现，标志着群体创作时代向个体创作时代的根本性转变，自此，个体创作逐渐取代了群体创作，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开设的这门课，重点虽然放在屈原及其作品方面，但对战国时期出现的宋玉等《楚辞》作家也做了点面结合的介绍和研究。与此同时，我在讲授过程中还将“屈原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和探讨，让学生在专业知识、创新意识方面，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方面有所启示，有所提高，为今后继续学习或研究《楚辞》，打下点基础，提供些线索。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设这门课以来，总是想着如何将这门课讲好。我想，要避免“炒冷饭”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与自己的科研紧密结合起来，将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融入讲授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不断对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做过必要的修改、充实和提高，使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在讲授方式上则尽量做到深入浅出，化难为易，变繁为精，让学生当场理解，课后消化。

以上是我从教以来上得最多的几门课，当然还上过其他一些课程，如给研究生上过宋代诗文研究课、宋代简史课，给本科生上过大学语文课、写作课、作品赏析课等等，偶尔也给一些培训班、进修班上过课。

三

我的科研工作，基本上是结合教学内容进行的，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例如寒暑假、节假日、夜间）。这样做，觉得精神上获得了养料，没有虚度时光，却使自己看到了曙光。出于个人的特殊原因，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步入文学道路时已经快到而立之年了，而真正起步直追时已经是后半生的事了。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被荒废的时光，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面对这种时间挑战，我必须权衡轻重，不能不放弃一些东西，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所钟爱的文学事业上。于是我在平淡简单的生活里，让自己在专注中忘记了烦恼，在追求中得到了欣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出版过个人著作十二种，与他人合著的有三种，主编著作三种，合而观之约有三百万字。另外还整理校点出版了刘文典先生的遗著《淮南鸿烈集解》一书（65万字）。此书公开出版后，曾得到李学勤先生的肯定和赞许。提到这些“精神产品”，虽然微不足道，但对本人来说，“敝帚虽微亦自珍”，未成大器，却尽力了。

为便于读者了解拙著的一些情况，下面分别对它们作个简介。

四

文集共分八卷：第一卷收入《诗经论丛》《诗骚并辉》和《〈招魂〉〈大招〉笺疏》三书；第二卷为《楚辞注评》；第三卷为《楚辞论丛》；第四卷为《唐宋名家词风格流派新探》；第五卷为《宋词探美》；第六卷为《宋诗名篇赏析》；第七卷为《文学散论》；第八卷为《莫泊桑中短篇小说赏析》和《文苑佳话》二书。最后是殷光熹学术论著年表。下面就按此顺序一一表之。

第一卷

第一本：《诗经论丛》

我在云南大学读书期间，有幸聆听系主任刘尧民教授主讲的“诗经研究”课，他说：要想学好古典文学，至少要过三关：文字关、历史观和理论关。此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除认真听课和拜读讲义外，还按照讲课中所提供的一些参考书目，读过一些《诗经》文本和研究著作，边读边写心得体会，经过积累资料，去粗取精，分析研究，命题构思等过程，动笔写了《论孔子的文学观》一文，并请刘先生审读指教，今天收入拙著《诗经论丛》的《〈诗经〉与孔子诗教》一文，就是在当时所写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想将学习和探讨《诗经》的事继续下去，不料被“文化大革命”打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有机会重操旧业，特别是我加入中国诗经学会以后（曾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在会长夏传才教授的引领和影响下，在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文坛百花齐放，学人你追我赶，让我感受到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也想在《诗经》研究方面做点事情，先后撰写了数十篇研究文章，《诗经论丛》就是这些文章的结集本。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有几篇文章是我与陈履坤教授合作撰写的，故在括号内署其名，以示尊重。其次，书中有几篇诗作的译文，引自如下几家：程俊英《诗经译注》、余冠英《诗经选》、袁愈嫈《诗经全译》，均在括号内注明，以免掠美。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专题研究，重点对《诗经》中的战争诗、田猎诗、思乡盼归诗、《秦风》内容和秦国历史文化、孔子的诗教、宋代疑古惑经思潮与《诗经》研究的关系等专题作了全方位地梳理、考察和研究。第二部分是《作品析赏》，对《诗经》数十篇作品进行解析和研究，注、译、解、评、赏，兼而有之，且对其中的某些疑难问题一一做了考辨。上、下编合而观之，有点有面，有深有浅，雅俗共赏。

第二本：《诗骚并辉》

20世纪90年代初，海天出版社编辑策划出版“三千年文萃丛书”，要我为这套丛书写篇总序，后来又约我为《楚辞》和《诗经》二书写本普及性读本。盛情难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按时完成了任务。

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理当重视，但要真正做好这个工作亦非易事，除了态度认真、方法得当外，还得遵循一些学术准则，诸如注释简明扼要、准确有据，翻译的“信、达、雅”，内容和文字要化难为易、变繁为精等等，均需下一番功夫，付出一定的艰辛。许多权威专家教授都很重视这项普及性工作，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值得好好学习。

《诗骚并辉》中的“诗”指《诗经》，“骚”指《楚辞》。《诗经》和《楚辞》分别诞生于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并称为我国两大文学源头，对我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诗经》和《楚辞》的普及读本，但又不同于全译本，而是从二书的基本内容中精选出若干作品或段落，概括为十四大类：劳动之歌、贫富对立、战争徭役、丑恶曝光、婚恋家庭、弱肉强食、美政理想、人格气质、求索精神、乡国之情、智慧之光、神话传说、奇风异俗和艺术之花。

全书采用古诗今译的方式，除帮助读者了解古代诗歌的源头及其辉煌成就外，更重要的是让读者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各方面的状况，有助于增长知识，拓宽视野。

本书原来配以漫画，因不属于译者之作，故文集中不收其画。此次整理校对时，作品略有补充。

第三本：《〈招魂〉〈大招〉笺疏》

1983年8月间，我应邀出席了辽宁省首届屈原学术讨论会，宣读了《〈大招〉的作者及写作年代考辨》一文，其后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上。又在《思想战线》上发表《〈大招〉的主题思想及表现形式》和《〈招魂〉四题》二文。这些论文发表以后产生过一定影响。这些论文的形成，与我平时写作习惯有关，即先要对作品进行疏理、解读和研究，写出心得体会，待构思成熟后才动笔写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的基础在文本。

《〈招魂〉〈大招〉笺疏》这本小书，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出初稿后，几经修改，又束之高阁。我曾这样想过：作为一本书出版，似嫌单薄，若要对全部《楚辞》进行笺疏的话，自感时间来不及了，只好趁这次出《文集》时将其收入其中，让它有个归宿，了却心中这份牵挂。这次出版《文集》，把这本小书分为《〈招魂〉笺疏》和《〈大招〉笺疏》二个部分。

第二卷：《楚辞注评》

多年来，我在学习和钻研《楚辞》的过程中，投入了较大精力，做过一些基础性工作，有所积累和体会，也出过一些成果，继而想在此基础上写一本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书，于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楚辞注评》这本书。

本书的特点是将注、评结合，循次而进，由浅入深，由此及彼，有助于今后升堂入室。这样设计，既能博采诸家研究成果之精粹，体现对文学遗产之继承，又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获。注释和串释力求言之有据：准确到位。简评重在揭示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创新成果。

第三卷：《楚辞论丛》

本卷收入我从1978年至2014年间所写的有关楚辞学方面的论文六十二篇。主要内容包括：屈原思想研究、《楚辞》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形式及其价值所在，有关楚辞学方面的专题研究、作品考辨与品评，宋以前的《楚辞》研究史，《楚辞》传播与影响研究，《楚辞》研究方法论等。

在研究方法上，因受恩师姜亮夫先生言传身教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等楚辞学大家治学方面的影响，让自己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有所进步和收获。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包括：考据、训诂、义理、整理、鉴别、述评、比较、借鉴、总结、注译、赏析等。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古今沟通，又要中外融通，概言之就是：国学根底，现代眼光，新潮气派。我以为上面所提到的几位楚辞学大家，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给我指引了一个努力方向，虽不及其万一，但多少有些收获，《楚辞论丛》就算是例证之一吧！

第四卷：《唐宋名家词风格流派新探》

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别具一格的一种文体，不仅“创调数百，列体盈千”，而且营造出异彩纷呈的词苑世界。

唐宋时期，词体创作名家众多，内容丰富多彩，手法多种多样，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今天我们研究唐宋词的风格流派，既有助于加深对古代词家创作思想和艺术经验的了解及认识，又有助于建设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词学理论，还可以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从而为继承和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作出贡献。

本书立足于唐宋时期文化背景和词体创作实际，重点从风格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唐宋词的风格流派，并对各家各派的艺术经验进行深度开掘、提炼和总结。又从总体上区分和阐明“类型风格”与“个性风格”、“主体风格”与“变体风格”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作品中的体现。明确提出：婉约与阴柔之美、豪放与阳刚之美、雅正与中和之美这三种风格类型。还从词学理论上探讨了唐宋词风的演变过程、文学现象、词体成因和词体特性等问题。

全书重点采用综合性研究方法：（1）以传统研究方法为根基，博采与精鉴相结合，多掌握第一手资料，认真进行筛选和辨析，在吸取或融化古代词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充实、改造和提高，使其有推陈出新之处。（2）在论述过程中，又以文艺美学理论为主干，同时借鉴国外诗歌理论中的有关知识，对唐宋词名家及其作品进行分析研究。（3）还注意将词学与美学、词史与词论、博采与精鉴、分析与鉴赏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论述。

本书的开头是绪论，着重对唐宋词的全貌进行概述；梳理和考察了各家对唐宋词风格流派的论述；从风格美学理论方面论述了唐宋词风格流派的美学倾向和美学特征，进而阐明这些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是如何通过各自不同的内容美和形式美体现出来的。绪论之后共分十二章，其中除第一章（词体风格成因）和第二章（敦煌曲子词）外，其他十章每章分述一个风格流派。

第五卷：《宋词探美》

我在讲授各段文学史课的同时，虽然科研工作也同步进行，但有自己的重点，如在唐宋文学方面，侧重于诗词研究，而在宋代文学中，我又侧重于宋词研究和宋诗研究，当有了一定的积累，对某个问题有了研究心得，待构思成熟后才会写成论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过五十多篇有关宋词的文章，其中研究名家词居多，如柳永、张先、晏幾道、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

我的治学态度是在务实求真的基础上创新，牢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名训，力求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定点突围：或者选择某个难点攻关，有所突破；或者挖掘、提炼和总结前人词体创作经验和理论，以资借鉴；或者以小明大，从一时一地一事中见真情、明事理。作品鉴赏则大胆跳出老套路，多元解读，重析经典，即在提示作品本义的同时，直接进入作品情境，以自己的感悟和审美感受统摄全篇，抓住特点和亮点，以富有美感的语言，多角度、多层面地阐发作品的深层意蕴、艺术意境和审美价值。

本书共收入文章五十三篇，其中属于宋词范围的四十一篇归入正编，不属于宋词范围但属于词学研究范围的十二篇则归入下编。

第六卷：《宋诗名篇赏析》

唐宋诗之争，自南宋迄近代，历时八百年之久，形成宗唐和宗宋两大派别，两派所论，各有得失，历史自有公论。但在对待宋诗的态度上，让我感到有失公正的是，某些宗唐贬宋者，试图将宋诗打入冷宫，显属偏见，例如明代李攀龙编辑《古今诗删》时，用快刀砍掉了一代宋诗，以明诗直接唐诗。此公如此狂傲，却无自知之明，那就看看清人钱谦益对他的诗集又是怎样评价的：“举其字则三十余字尽之矣，举其句则数十句尽之矣！”又如明人苏平认为宋代近体诗只有王珪的《恭和御制上元观灯》一首可取，且有瑕疵，其偏见也不亚于李攀龙。后世贬低和否定宋诗的也不乏其人。为使宋诗得到公正的评价，恢复其诗歌史上的应有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用大量事实证明：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是唐诗以后又一个高峰，它在唐诗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具有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不屑一顾。当然，要消除对宋诗的传统偏见，让人们对宋诗产生兴趣和对宋诗有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与评价，除了对宋诗进行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外，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关键还是加强对宋诗的介绍和品评。基于这种想法，我从1982年以后，就着手撰写宋诗名篇赏析文章，边写边在报刊上发表，想不到会引起北京出版社编辑马达同志的关注，他要我继续写下去，最后能形成一本书，以便纳入他主持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赏析丛书”出版。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几经修改，终于在1989年5月定稿，最后于1992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量为六千二百册，销售不久即告罄。

本书作品以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完美的结合为入选标准，注意题材的广泛性、风格的多样性、流派的代表性和知识的多样性。以名家名篇为主，小家和无名氏的佳作也酌情收入若干。全书共收入八十二位诗人的一百六十八篇作品。注释尽量做到客观有据，准确到位，大致分几种情况：前人有定论的，依据旧说；历来有争论的，取其一说为主，或者表明个人的见解；有些是一般的解说文义，或者综合旧说，并不属于某一家或个人见解；对存在分歧的问题，除连类而及外，不一一列举。赏析部分，一般不采用逐句阐释方式，各篇写法各异，抓主要特色，取新的角度，阐发作品的深层底蕴和审美价值。

本书选目的主要参考书有：《宋诗钞》《宋诗纪事》《宋诗别裁集》《宋诗精华录》《诗渊》及部分宋人别集和部分宋诗选注本。

第七卷：《文学散论》

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工作的大学教师，平时与故纸堆打交道较多，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只有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方能有所收获。

由于教学安排的原因，所授文学史或作品选讲等课程，并非一直固定在某一段，其间穿插进行之事也在所难免，因而会接触到各段文学史中的问题，若有心得体会也会留下点墨迹。从读书习惯上说，平时我也会浏览一些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有时会被某个作家或某个问题所吸引，探讨一番，写点研究心得和读后感之类。当然，也有少数文章是应人之约而写，如作品赏析、序言之类。既然受人之请，就得认真对待，不敢敷衍了事。另外，最近整理旧稿，发现过去未发表的九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和个人看法，有些现实意义，故补入此集。

以上各类文章，林林总总，凑巧接近百篇，一并收入《文学散论》集。从总体上看，仍以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为主，兼及现当代文学及其他内容，虽系陋室管窥，一得之见，但也多少呈现了笔者多年来的笔耕生涯。但愿能与同好者交流心得，从中获教受益，足矣！

第八卷

第一本：《莫泊桑中短篇小说赏析》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一度对小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原因之一是自幼爱读小说作品，积习未改；原因之二是根据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想从小说作品中学习、借鉴和探讨一些有益的知识；原因之三是想在“拨乱反正”时期为肃清极“左”思潮尽一点力，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的那段时间里，极“左”思潮的阴魂并未全散，肃清其流毒的任务仍很艰巨，要给“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批判的“封、资、修”之类的“大毒草”恢复原貌、重见天日，还得有点勇气才行，更需付出艰辛。我在“破冰解冻”后的1977年春寒料峭时就开始收集莫泊桑的作品和有关材料，于年底基本上进入系统阅读阶段，边读边做笔记，后来也发表过几篇评论莫泊桑小说的论文，其中有两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文学研究》转载，又得到一些师友的鼓励和支持，希望我继续将阅读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以饷读者”。他们说，这个工作在当时还是有意义的，群众希望能看到外国文学方面的评论和著作。一些专家学者出于对青少年的关怀，也希望有这方面的读物给予引导，既能提高其艺术鉴赏水平，又能增强其批判能力和免疫力。还有同志建议我将李青崖先生翻译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逐篇进行分析和研究。最令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得到几位著名学者的不吝赐教，比如，程千帆先生读了拙作《论羊脂球》后来信给予好评的同时，提出了“美中不足”之处。吴组缃先生鼓励我继续写些这类评论文章，甚至还为我点出某些篇名（如《寂寞》等）。陈友琴先生也来信说，读了《论羊脂球》表示“钦服”，并说他新中国建立前在上海教书时也写过《羊脂球》读后感的文章，可惜找不到那份报纸了。更庆幸的是，拙作《莫泊桑中短篇小说赏析》的完成和出版，全过程都得到霍松林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他还在百忙中为拙作写序。在此，我衷心感谢老前辈们对后学的亲切关怀和无私帮助，并表示敬意。最后我还要对此书的编辑同志和关心支持我的良师益友表示深谢！

本书初版于1984年6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出《文集》时：（1）抽去原作译文，只收我写的赏析文章。（2）将在刊物上发表的三篇评论文章（《羊脂球》《我的茹尔叔》《首饰》）与初版书中的这三篇小说赏析文章对换。（3）附录收入书稿完成后写的两篇回忆文章。（4）除上面提及的三文有变动外，其余六十篇赏析文章原则上保持原貌。（5）这六十三篇赏析文章所依据的小说译文，全部采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李青崖先生的译文本《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在此特表敬意和谢意。

第二本：《文苑佳话》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作品浩如烟海，作家多如繁星，而数量众多的诗话、词话、笔记、杂著等也是座亟待开发的文化宝库，其中保存着许多文艺创作方面的故事，涉及创作思想、创作经验、创作理论和艺术技法等方面的内容，尤其受欢迎的是那些带有故事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作品，往往与作家的身世、境遇关联，有着感人的故事和传闻，丰富的知识和创作体验。这就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去开辟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少为人知的文化宝藏挖掘出来，供大家分享。

《文苑佳话》收入四十八篇短文，它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趣事漫谈，重点是通过写作掌故的介绍及其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作必要的说明、分析、提炼和概括，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揭示出来，以资学习和借鉴，与此同时，也谈了笔者的看法和体会，合而观之，既能增长读者的文学史知识和写作方面的知识，又能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在这些文学写作掌故中，有些是真有其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些则是传闻，不能与史实同等看待，但从逻辑推理上看，又有其合理性，可供参考。

总之，中国古代文献中深藏着很多宝贵的东西，若能将它们发掘出来为人们所用，这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大有益处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肩负起这个重任。

以上就是《文集》所收各卷的大体情况。

五

按常理而言，学术研究，既是追求真理、发现真知的科学事业，又是严肃认真、锲而不舍的人生历程。

在学术研究上，我推崇“在务实求真的基础上创新”的主张。

务实：就是讲究实际，不求浮华，不好高骛远，譬如选题，最好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围绕课题去读书，找材料，求证据，用事实说话，以实证定结论。在治学上，切忌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而故作玄虚，避免悬空漫游而作无根之谈。

求真：求真就是寻找事物的本来真相，即通过对材料的考证辨析，去伪存真，还其本真。只有功夫到家，底牌才会现身，才能找到开锁的钥匙，得知其真实意义和价值所在。

创新：即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新。例如：多元解读，重释经典；前人使用过的材料，你又做了新的解读；一些分散于文献（包括出土文物）中沉睡着的、被埋没的材料被你发现，让它起死回生、重见天日，为人所用；有些单独孤立的材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你将它们整合在一起而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时，犹如“基因链条”呈现于眼前；用充分有力的证据纠正前人的错误，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成为一家之言；从研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总结出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从前人创作经验中发掘、整理、提炼、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可供借鉴的东西等等。以上所列举的收获，均可视为创新。

多读书、会读书是成才要素之一，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学者，除了一部分知识（即必须知道的知识）是从课堂中获得的外，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抹杀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从难度上说，能得到良师的亲自培育指导比获得书本知识要难得多，所谓“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北周书·卢诞传》）是也。良师的点拨和指引，有时会让门生终身受用的例子说明，一个人的成长仍然离不开老师的培养和指导，不然，人们常常称颂的“恩师”又从何而来？所以说，强调自学与遵师并不矛盾，强调多读书、会读书与接受课堂知识教育也不矛盾，应当辩证看待才对。无师自通的“通儒”固然有，但毕竟少见，是特例，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中就不会出现杰出人才，客观事实表明，接受正规教育后成为杰出人才者仍占主流，这也是不争之事实。当然，正规教育需要不断改进，以适应时代发展，与此同时，能有自学成才者出现也会令人惊喜，被人赞不绝口。简言之，从数量上看，多寡不同；从方法上看，各有千秋。总之，人各有志，殊途同归。

学习与思考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只是学习而不去思考就会迷惘，只是思考（空想）而不去学习就有危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从这里所说的学与思的辩证关系中又使我想到人的“悟性”问题。对于读书人来说，悟性不可无，特别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更需要培养自己的感悟能力。一个悟性高的人，往往会有出其不意的收获。悟性既来自于实践经验，也来自于书本知识。知识和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沉淀，是悟性来源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谈何悟性？譬如研究文学，重点就是研究人的心灵世界，其核心就是领悟研究对象的感情。人心就像一把锁，要打开这把锁就得找到开锁的钥匙，就像《沧浪诗话》中所说的先要“熟参”作品，继而要“闭目”思考，在思考过程中出现“顿悟”（即开窍，具有偶然性），或者出现“妙悟”（即美妙的体验，具有神奇性）。这里所说的“顿悟”或“妙悟”，当然也包括找到开锁的钥匙在内。这样看来，作为文学研究者，把重点放在研究作家作品的“灵魂”上，是明智之举。经验表明，文学研究者最好有些文学创作实践经验，即便没有创作实践经验，当你阅读、分析、研究作家作品时，也要身临其境，进入作品角色，沉浸其中，感受其情其景，不经意间，或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妙悟”，忽然开窍，有新的发现。同样的道理，当你研究问题“卡壳”时，总会开动脑筋，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攻克难关的办法，一旦找到了办法，就豁然开朗，别有洞天，正如陆游诗中所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这就是“悟性”，或言“开窍”，即让原先深藏不露的智慧潜力得以开发，真知得以显现，收到良好效果。

悟性好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一定是灵活多样的，诸如料事如神、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假设联想、由此及彼、比较鉴别、去伪存真等。一个悟性好的人，既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在思考过程中能积极调动头脑中所储存的知识和经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一个悟性高的人，思维活跃，辐射面宽，感受能力强，有时会以哲学家的头脑思考人生，有时又以文学家的思维感悟人生，或以美学家的眼光审视美……如此这般，或许会有奇妙的感悟，可贵的启迪。这些感悟或启迪，是生命、思想、情感瞬间的闪光，稍纵即逝，要抓住不放，让智慧开花结果。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有没有悟性，或者说悟性高不高，除了与天资有一定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平时的积累、深思、感悟、思维方式有关。就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者常有的思维方式为例，既要有求同性思维（如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更要有求异性思维（如发展和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过程中，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求同则求同，该求异则求异，做到既不盲目附和，又不刻意求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求同较易，求异则难，需要闯过重重难关方能见效。这种求异性思维就是创造性思维，是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关键所在。可以说，这是一种独具自主性的学术研究，特色鲜明，贡献突出，值得提倡和借鉴。

六

搁笔沉思，百感交集。数十春秋，世事纷扰，久居城中，闹中取静，与书为伴，同古人对话，叩开心灵的大门，受益多多。拜古人为师，聆听圣贤教诲，刻骨铭心。灯下独坐，吟咏讽诵，自得其乐。在孤独中寻觅千古知音，在寂寞中听到历史的回声，在阅读中得到美的享受。然而道路漫漫，人生苦短，于不知不觉中即将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正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篇》）就连孔圣人也这样感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是啊，自然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是俯首听命吧！

不求超群，但求真实：一生布衣，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壁藏书，五短身材，六加六书（指个人著作十二种）。这或许是我的自画像。为了寻求真知，甘愿坐冷板凳，砚底磨穿，青丝变白发，苦中求乐，无怨无悔。

当此《文集》即将付印之际，我要感谢祖国和人民赐给我的恩惠，感谢过去关心和培养过我的老领导，感谢那些与我有着志同道合、同气相求缘分的师长和门生的关心和支持，能在共同的事业中与他们携手共进，深感庆幸！当然，《文集》能够顺利出版，与云南大学校领导对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分不开，与东陆书院院长施惟达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段炳昌教授及云南大学出版社等单位的诸多努力和具体帮助分不开，也与《文集》编辑的辛苦劳动分不开。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201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