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 高层学术研讨会综述-欢迎访问东陆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明研究员认为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从文化生产角度看，我国城市文化产出水平总体较低，与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第二，从文化生活角度看，我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和参与水平总体上较低；第三，从文化生态环境看，我国城市凡是有赖公共财政支持的文化设施就发展滞后，基于市场调节的则发展充分和富于特色。

联系目前关于城市化研究的重要观点，我国城市化和文化发展失衡的问题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文化生活方面的问题看，由于“人口城市化”落后于“土地城市化”，造成大量流动人口不能落户城市，因此城市居民消费需求释放受到抑制；2、从文化生产方面的问题看，由于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造成“文化地产”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导致文化内容生产落后于文化设施硬件的水平；3、从文化生态方面的问题看，正如我国的经济发展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一样，城市化的发展也没有完成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因此城市生态环境不适应文化的生产和生活的活跃展开。

新型城镇化对于文化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1、从满足最终文化消费需求看，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大量新增城市人口将会使得文化消费支出大幅增长。2、从满足生产性服务需求看，新型城镇化是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城镇化，我国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将释放惊人的潜力。同时，文化服务业与“互联网+”模式深度结合，“线下”与“线上”联动的多元化发展，将更全面地优化产业结构。3、从城市环境发展来看，新型城镇化是适应人的创造性活动需要的城镇化，构建新型城市“场景”将成为新一轮城市规划的主题。4、从城市空间结构来看，新型城镇化将围绕大型城市形成城市群体系，大-中-小城市将形成城市群岛，而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也将加入网络，城市文化发展将进入“城-镇-乡村”全面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為此，張曉明研究員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新型城鎮化要走向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之路。1、要从理论上重构“新型城镇化”的思维逻辑，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主政者“只见城市不见文化”的问题。2、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解决人口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半城市化”问题，释放一大批人的文化消费。3、要从体制机制政策上重构发展环境，改变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过程中的不正确的成本收益动机，回归公共服务本位，打造新型城镇文化生态。4、重视城市文化评估和规划, 挖掘城市文化特色，打造城市文化品牌。

中国社会科学院章建刚研究员认为，人类的城市普遍经历了从“孤城”到“密城”再到“宽城”的历史进程，“孤城-密城-宽城”的逻辑也可以说就是城市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一般演化历程。前现代城市只是城市化甚至城市本身的“史前史”；而“后现代”城市则校正现代城市的各种病症，使城市真正体现其本性，成为促进“社会”不断发育的场所。与此同时，城市注重内空间使用的建筑群变成了注重文化表达和市民身份认同的景观及媒介综合体。在这个背景下，包括建筑学、规划学、景观设计在内的城市形态科学正在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及文化研究密切融合，城市景观设计方兴未艾，而建筑师的角色从工程师、治疗师向媒体主持人（anchors）转变。最终，完美城市即“宽城”设计是在一代代设计师锲而不舍的努力及整个社会建设性的对话中实现的。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都市越大城市病就越严重，城市功能衰退，景观破碎。我们是否应该也能够向国际先进经验学习呢？人们或许不能随口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这不是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极为复杂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实践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包亚明研究员从文脉、场所精神与城市文化地理学阐述了城市文化问题。他认为，城市文脉有显性的一面，也有隐形的一面，城市空间其实也既有实体性的一面，又有精神性的一面，空间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物理形态。空间的生产和存续，凝聚了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也与生活和活动其中的人们密切相关，沉淀了他们的记忆和愿景。城市里面的公共活动空间更是意义复杂和多样，成为城市文脉延续和更新的最直接和重要的载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同质化倾向，与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服务的同质化程度是一致的，那些无地方性的高速道路系统和shopping mall等，就是突出的表现。

场所精神的守护与城市文脉的延续和更新，无疑是维护和提升城市品质和文化魅力的唯一出路，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复杂和艰辛的努力。日本的城市和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很好地延续了自身的文脉，这要归功于政府的倡导，文化工作者的推动和国民的自觉，同时也要归功于2004年颁布并实行的《景观法》。我们应该吸纳日本的成功经验，尽快推进《景观法》的制定和颁布。对于延续城市文脉来说，《景观法》能够从法律的层面来保护既有历史信息。良好景观是由所处地域的自然、历史、文化等与人们之生活及经济活动保持调和而形成的，建筑、街道、社区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无疑是存留在城市肌理之中的文化符码，城市的良好景观，滋润了丰饶的生活环境，建构了富有个性与活力的地域社会。日本的《景观法》还特别提出，良好景观的形成不仅要保全现有的良好景观，更要创造新的良好景观。延续城市的历史记忆，肯定也需要在历史环境中注入新的生命和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对城市空间单纯的技术功能性的考量，摆脱环境的冷漠和乏味，凸显城市空间的历史韵味和地方特色。我们讨论文脉或者场所精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被困在两种社会期望中，成为传统城市主义精髓的保护者的同时，也需要通过创造性地应对现代社会来谱写我们城市的未来。

云南大学施惟达教授认为，从世界城市的历史来看，推动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力量从最初的王权，到第二阶段的商业经济，到第三阶段的工业化，再到今天的后工业化。

在城市过去阶段的发展中，城市发展的核心是围绕着权力——经济而进行，今天新阶段的城市发展的核心则是“人”。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发展不仅要注重城市的宜居性，而且要注重城市的文化性，注重城市个性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

城市的个性是城市的文化所决定的。城市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首先是城市的区位及其自然环境赋予城市某种先天的品格。其次是城市的发展，人、财、物的流动历史所形成或积淀下来的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具体表现为外在的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设施、城市景观、公共文化空间等；内在的城市传统风尚习俗、市民的精神气质、性格修养等等。老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经过生硬的（或说强制性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改造，迄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今天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如何重构城市文化当然有不同的路径选择，其中，重新挖掘承接断裂的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不可忽视的方式。现代城市的文化空间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乃至建筑风格、街道景观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及场所构成，硬件的部分大多可以投入资本来解决，问题是，形式之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才能彰显出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如果不依托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仅仅用现代的或其它摹仿来的元素，恐怕难以摆脱雷同或似曾相识之感，成为缺乏生命力的僵死之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河研究员从哲学角度解读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生存论。传统的“家乡一体”分裂为“家”与“乡”，“家乡一体”的根系化记忆也已经不复存在，而人的生存方式从传统的根系式生存到现代都市中的漂泊式生存。随波逐流、听其所止，类似“游牧生活”。由此看到中国历史走了循环：游牧时代—农业文明时代—都市游牧时代，家乡实体消逝。

都市化进程的另一奇特现象是遗产保护往往意味破坏。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大陆历史文化名城共128个，占全部城市19.4%。2003年起，中国3万4千余乡镇，六批评选出历史文化名镇252个；59.7万个行政村，六批评选出历史文化名村276个。名镇名村所占比例极小。名城名镇名村评选的几十年，是中国变成“全球最大工地”的几十年，是“开发性破坏”最严重的几十年！其破坏速度超过文革。名城保护条例基本无效，许多情况下名不副实。名城保护条例等都设立了“撤销条款”，但三十多年来，除了对少数城市进行通告批评外，没有一例撤销案例。要让资本的逻辑转换回文化的逻辑，在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the space），成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the space），给乡愁留下一块保留地。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沈万舒研究员提出北京发展的要义要强化首都文化功能。虽然北京疏解非核心功能的工作成效显著，然而距离中央要求的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工作，却显相对薄弱。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地位，对以先进思想文化行动来凝聚、示范、辐射、引领、服务全国的核心功能，有很高的国民期盼。古今关于首都“应然”早有约定俗成的首善共识，国家和人民对中国首都的“实然”持有与时俱进的改善要求。用改革开放、创新进取的文化自觉，树立当代中国首都信仰与首都观，高举以首善追求为核心理念的强化首都文化核心功能的大旗，着眼对国家战略的首都担当，着力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首都责任与使命，努力通过卓越人物、美好风物、精彩事物构建首都故事，以彰显城市文明高位、中国文化高峰，是新时期首都建设的“必然”之路。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荣跃明研究员描述了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文化愿景，以全球文明城市建设深化和拓展新文明内涵。必须深刻把握人类文明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在表征人类新文明的信息、生态、治理和文化融合创新四个维度上着力拓展全球文明城市文化建设内涵，在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意义上，构建新文明的城市样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林伦伦教授则以城市化进程中汉语方言及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为题。广东是个汉语方言及其文化内容十分丰富的省份，汉语七大方言居其三（粤客闽）。粤语人口占全省人口60%以上，是强势方言。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粤东西北地区不但经济、社会欠发达，当地的方言文化也严重弱化。普通话强力推行，粤语的“东征”“西讨”和“北伐”，使客、闽方言文化的地盘越来越小。粤东地区的自然人口虽然增长了，但这些人口的方言能力、方言忠诚度都明显降低了，以方言作为载体的方言文化形式，如地方戏曲、曲艺、山歌、歌谣等已经到了需要保护和抢救的濒危地步。这种方言及其文化的逐渐弱化引起了专业人士和大众的高度关注。广东省高校等单位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是时候站出来做一些保护和传承工作了。他们结合各自方言文化的特点，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保护和传承方言文化的一些工作。

云南大学李炎教授论述了新型城镇化与中小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和相对完善的服务体系。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型城镇化提出的不以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为目的，注重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转变的理念，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实践的发展路径。

中国海洋大学张胜冰教授提出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活化利用。村落是城市的早期形态，是重要的城市文化载体，承载了许多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惯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保护好村落文化遗产，使古老的村落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相伴相生，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难题。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城市村落文化遗产，在城市化发展面前，不应完全被城市化所取代，而是要秉承生活真实性原则，通过保护性与再生开发把具有代表性的沿海城市村落变为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城市村落型特色小镇，恢复村落文化的生机与当代活力，增添城市文化内涵和传统文化韵味。

深圳文化研究中心毛少莹研究员专题探讨城市博物馆问题。无论国内外，种类众多、藏品丰富、服务一流的博物馆、艺术馆，往往是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标杆和文化形象的最佳标志。博物馆发挥着十分综合全面的社会文化效益，好的博物馆既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服务功能，又是城市文化品牌，因此，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博物馆、艺术馆事业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知识经济、后工业社会、文化创意产业时代的来临，城市空间的“博物馆化”更成为当代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明显趋势。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水平快速提升，人们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公共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其中，博物馆、艺术馆服务等“高大上”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博物馆服务与图书馆、文化馆等服务不同，其在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城市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文化事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尤其值得高度重视文物收藏、重视地方文献整理，重视博物馆事业，以为传承城市历史文化、建构城市文化认同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就特色小镇建设与城市化模式创新，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就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等问题作了交流发言。